钟正生进一步解释，今年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意愿从两点可见确实有所修复：一是十九大之后经济政策预期更加明确，二是民企的负债期限得以拉长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对紧信用的抵御能力。

但进入二季度以来，随着信用违约、贸易战等事件发酵，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再度飙升，“加之紧信用环境下民间资金链条压力加大，这些都可能压制后续制造业复苏的空间。”钟正生说。

除去制造业投资，另外两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主要部分——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则仍在回落，基建投资（不含电力）同比进一步下滑至7.3%，房地产投资同比小幅降至9.7%。

基建投资下滑主要是财政与金融双严监管下，资金来源缺失的问题，而房地产投资支撑力度不减。钟正生表示，从土地和销售的角度都对房地产投资构成支撑，尽管今年房地产投资高增长受到土地购置费的驱动较明显，但也应看到，随之而来的待开发土地面积的增速超过30%。

6月金融数据集中展现的“宽货币”不能有效带来“宽信用”的问题，使得各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较高。不过钟正生认为，根据二季度增长数据所呈现的情况，这可能意味着财政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定力将强于预期。